伊格言《零地點》、宋澤萊《廢墟台灣》

呼籲人們以身體實踐來為自己與孩子們的未來負責。




伊格言的《零地點》是「介入文學」的當代實踐，它同時以文學行動宣告了台灣文學中的抵抗精神仍然在場並且昇華，個人以為《零地點》是一本關於存在的、生命的文學，對存在的深沈叩問（《噬夢人》亦是），如果讀者（或未讀者）將它看成僅僅是反核小說來前理解有些可惜。《零地點》鋪陳一種荒謬地邊緣境況，雖是邊緣卻仍看不到任何會結束的跡象，這樣災難的事件水平更甚於卡繆的《瘟疫》。小說於此邊境展開了多重的荒謬性，文明的沈淪失控（如史懷哲老早就看出的，文明正如同自以為征服了大自然之力而沾沾自喜的孩童，一股腦兒地跳上雪橇順著斜坡向下俯衝，而不預期未來。）
，以及人在（向死地）時間已凝止的存在中的死命地掙扎（雖然敘事時間持續）。看不到活著回來報信的人物敘事者（如果有他必定將自己藏的很好），所以可以將其敘事角度當作約在人物舉頭三尺處之髙，但即便如此，敘事者是漠然的，善惡的因果神話在此小說中並不存在，敘事者既不說教亦無介入故事（介入的是在另一層次的那位作者）。
作者已將作品敞開，召喚讀者，這行動藝術需要讀者/評論者的參與，來完成彼此的自由（選擇）。也只有經過這般作者與讀者的豪情締結的協定（沙特語），它才有可能成為（或不是）反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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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地點》不僅是以悲劇丶荒謬來控訴這扭曲的文明社會，這故事當然是悲劇的，但並非宣揚一種聽天由命丶把苦難當作磨練，自我成就（對他人的受迫害不聞問）的悲觀消極的生命哲學（以小說的情境當然無法樂觀起來），然而當作者（與讀者）將它轉化作為一行動藝術卻是積極樂觀的，這也是介入的意義之一，作者相信那個引發悲劇的抉擇點尚未來到，作者邀請讀者們在現實中改寫此一故事。因為一旦跨越了預言中的事件水平之時間零，生存的荒謬性將會被放大到無限而無法消去，變成只是在永無止境的善後，而我們的後代將一出生就曝露於前人造成的危險中（能做得只是收拾爛攤子），世界如處於彌留狀況，時間早已凝止（如球場上勝負已定的垃圾時間），只因為當代人的自利與短視不負責。


這些荒誕源自於一種「只有（物質的、經濟的）進步意識」的當代文明，譬如假設下面一種情況：當下有五個人且每個人都擁有一塊麵包，而這些人只要吃自己的一個麵包就可以很飽，然而此刻其中的四個人決定他們想要吃得更多，因此他們投票決定犧牲其中一個人的麵包，這樣就可以讓其他四個人每人多吃1/4個麵包。當然現實的例子可能不是都如此露骨，但個人認為這的確就是我們目前所奉為金律的，為了達到最多數人的幸福、公眾的利益可以犠牲少數人的，卻沒有善惡區分的（變態的）民主與文明。僅只是為了讓某些人的物質生活過得更好或圖方便，便得以犧牲他人的生活（甚至生存）。譬如一些土地徵收，譬如破壞生態一類的建設與開發。且這些不當正義亦使得有心人士得以藉機剝削、傷害他人以中飽私囊。


這裡所謂的善惡之分不是教條的，而是一種立基於人權的個人信仰、倫理觀，基本的信仰應是：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而犠牲他人，以此推至群眾，則不能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犧牲任何人，不該把畸形的（美其名為）民主當成是一種公設，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重建一個以人權（包括人之生存環境的永續維護）為基本原則的倫理哲學，這是當代所缺乏的。

這三本書我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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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核廠設備的外國公司連次頒獎給台灣，宣稱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核電王國」……電，執政黨立刻報導這種榮讚。但每次的颱風和地震時，核電單位必須注意它的危險。一九九三年，一次地震，使西海岸E廠產生傾斜，這個廠立刻停機，造成舉世的震驚，但當局穏如泰山，譏笑世界各國的大驚小怪。但自一九九三年後，若干專家不得不指出各電廠的弊病，並擔心臺島將毀之一旦……執政者和大部分人民承認這些人無所事事，混淆視聽，並認為核射線無害人類……但危機愈來愈明顯，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核心融化的記錄，二千人受感染而死亡，但這種「損失」微不足道，人們不怕……二十年只死去二千人是值得的……結果二〇〇〇年卻是一次地震造成核射外洩，使二十萬人喪生，使臺灣急速朝廢墟的世界奔馳而去。”

宋澤萊在1995年也曾寫過一部很棒的未來小說《廢墟台灣》，裡面描述核事故後的台灣人們漸漸發展出一種「殘生觀」，大多數的人們認為不需再對抗什麼，完全屈服於新社會裡，過一天算一天。個人覺得這個預想設定對於現實核災的災區災民的遭遇來說是有可能的。

小說中的主角李信夫的筆記中寫到「我常閲讀古典社會的文章作品，那時“殘餘”被認為是可嘆的……但現在在一個剛出生的小孩學話時，人們就敎他“殘餘”的意義。十歲的兒童就已瞭解，他們的生命就是完全的殘餘。」

我認為此處（或說整部小説）所想表現的，正是遭受核污染後的地區的人之存在達到了荒謬的極大值。

有評論家認為宋澤萊在此小說中以未來之寓言諷刺當時的現下，譬如對知識分子的批評。小説中有一段敍事者以自由引語對背景中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十分生動鮮活，也未必不是真預言。
“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知識界被看管得很好，底層社會譏諷他們是麻醉豬，大半的知識份子和政權都妥協得很好，對於社會的不滿通常不做過度的反應。事實上知識分子不是完全不管事的，一九八〇年以來，知識分子似乎都做過更大的奮鬥，但每一次都增添一些無力感，到一九九〇年，九八%的知識分子都學會了一套妥協的技術，他們半抱琵琶半遮面，一面做小批評卻一面示好，結果養成一種被豢養的心態，他們小心翼翼，唯恐禍及自身。到了二〇〇〇年，這批知識分子形成一個固定的階級，幾乎每個人同時目睹新社會的弊病，又目睹超越自己的恐怖，又目睹自由黨的利益，變成一頭三足怪物，躊躇不前。”


大人們有責任不譲這種事情有發生的可能，因為從車諾比以及福島的核災，我們已經看清楚，人類誇言可以處理與控制核災完全是膨風，他們束手無策，唯一的方法就是放棄災區，對於災區來說，在其後的時間即使仍漫長也很極可能真是殘餘的。